《驚嚇治療：為何恐怖片能夠一直進化並賺進票房》

原刊於2025.10.24日的《衛報》

原著：Anne Billson

翻譯：何穎怡

 

伴隨好萊塢喜愛的系列電影暢銷賣座，恐怖片成為電影業最後的創意堡壘，誕生了一波新世代的作者導演（auteur）[1]。

每個星期，我們地方上的影城就會有恐怖片。如果不是重新啟動的電影：《是誰搞的鬼》（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, 2025），就是續集電影：《絕命終結站 血脈》（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, 2025)，要不就是前傳《天魔：惡之初》（First Omen, 2024）、《噤界：入侵日》（A Quiet Place: Day One,2024），或者柯德標誌型人物重返：盧貝松的《德古拉：愛情故事》（Dracula: A Love Story, 2025）、吉勒摩．戴托羅 (Guillermo del Toro)的《科學怪人》（Frankenstein, 2025）。又或者砍殺電影（slasher）如《鯊人魔》（Dangerous Animals, 2025），裡面的連續殺人犯選擇的武器不是刀子，而是鯊魚。再要不然就是新一波恐怖片作者導演推出戰慄、瘋狂、超具創意、撼動電影時代精神的片子，譬如Ryan Coogler的《罪人》（Sinners, 2025）或Zach Cregger的《凶器》（Weapons, 2025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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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閱讀   科學怪人與精緻的屍體

恐怖片透過隱喻、想像、敘事，一向處理主流電影斥之為太噁心、太難堪、太沮喪而迴避的人類處境冷硬事實，譬如死亡與腐朽。我們這個時代，浪漫喜劇（rom com）、驚悚片、動作片都拒絕撼動現狀，惟恐得罪厭惡風險的片廠，恐怖片卻配備奇特「武器」處理時代敏感議題，譬如移民：《異國陰宅》（His House, 2020）；精神異常：《微笑2》（Smile2, 2024）；有毒的男性主宰性：《隱形人》（The Invisible Man, 2020）；人工智慧：《梅根》（M3GAN, 2023）；異教崇拜：《仲夏魘》（Midsommar, 2019）；狂熱：《異教詭屋》（Heretic, 2024）；性別焦慮：《怪奇粉紅物語》（I Saw the TV Glow, 2024）；陰謀論：《鬼面信號》（Broadcast Signal Intrusion, 2021）；視訊會議：《鬼弒訊》（Host, 2020）；疫病：《哭悲》（The Sadness, 2021）；生態：《地靈人劫》（In the Earth, 2021）；政治：《國定殺戮日》（The Purge, 2013）；失智：《家靈》（Relic, 2020）；懷孕與母職：《怨靈骨娃娃》（Huesera: The Bone Woman, 2022）、《懼嬰》（Mother’s Baby, 2025），以及恐怖片歷久不衰、觀眾最愛的主題——殤逝：《鬼敲門》（The Babadook, 2014）、《宿怨》（Hereditary, 2018）、《滿血復活》（Bring Her Back, 2025）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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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閱讀 我喜歡的拉美恐怖片導演

補充閱讀 關於老的恐怖片

在一個兩極化對立、制度解體、氣候焦慮、共享現實[2]崩頹的時代，恐怖片成為最能處理我們斷裂時刻的類型。一度知名影評人臭罵恐怖片與春宮電影只差一步，現在不僅大受歡迎，而且顯露它是21世紀最具定義能力的類型。

上一波恐怖片大盛放是1970年代，George A Remero[3]、Tobe Hooper[4]、John Carpenter[5]、Wes Craven[6]把這個電影類型在越戰、水門事件、反文化幻滅的時代，又拉又扯、尖叫拖出歌德風的過去，進入美國鄉村、購物中心、郊區世界，蛻變成能反映社會不安，以及對威權不信任的顛覆性電影。但是恐怖片有其週期，從創新到探索到循環使用到戲仿（parody），但是90年代，恐怖片陷入困境，產生模仿搞笑的《驚聲尖笑》（Scary Movie, 2000）、無用拙劣的翻拍如《鬼入侵》（The Haunting, 1999），到A咖導演的獵奇，自認觸及了前人不曾發現的潛文本，譬如《吸血鬼：真愛不死》（Bram Stoker’s Dracula, 1992）[7]、《瑪麗雪萊之科學怪人》（Mary Shelley’s Frankenstein, 1994）[8]、《狼人生死戀》（Wolf, 1994）[9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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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後，一個邪惡的暢銷三部曲正好趕上千禧年，將垂死的恐怖片類型重新激活，衝飛進入下一個世紀。《厄夜叢林》（The Blair Witch Project, 1999）顯示低到可笑的預算，可以完全革命翻新電影這行，它巧妙運用網路為行銷媒介，並以人類對迷失叢林的原始恐懼取代昂貴特效。它不是第一個使用偽紀錄片[10]的恐怖電影，卻成為低預算電影獲得最具成本效益的重要策略。

與《厄夜叢林》同時，另兩部電影復興了人們幾乎遺忘的次類型——鬼故事，重新打造，投合了熟悉媒體的現代觀眾。M. Night Shyamalan的《靈異第六感》（The Sixth Sense, 1999）讓另類現實（alternative reality）成為超具價值的毀滅性翻轉，成為21世紀許多恐怖與科幻電影的基調。然後日本暢銷恐怖片《七夜怪談》（Ring, 1998）裡一卷詛咒錄影帶成為新科技的不祥之兆，爾後這個概念以令人不寒而慄的翻轉，滲透到以社媒、網紅、人工智慧、暗網為主題的類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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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七夜怪談》之後，DVD與寬頻網路的普及，讓西方觀眾有機會接觸非英語系的恐怖片，尤其是法國、日本、韓國，啟發Jordan Peele[11]、Ari Aster[12]之類的導演刻意汲用這種國際語彙，永遠改變了所謂的「美國恐怖片」、「西部恐怖片」的定義。法國的極端電影（Extremity）突破了銀幕尺度的極限，譬如《不可逆轉》（Irréversible, 2002）裡一個男人的臉被滅火器搗成血漿；《極限：殘殺煉獄》（Martyrs, 2008）裡，一個女人被剝皮至死。接下來的幾年，後來被命名為「血腥虐殺」（torture porn）的次類型恐怖片短暫將極端血腥推到一個極致，而後讓位給較不灰暗、觀者友善的鬼片、咒片、床邊妖怪片。這類血腥虐殺片包括《恐怖旅舍》（Hostel, 2005）、《人體蜈蚣》（Human Centipede, 2009）第一集，以及你絕對不想知道內容的《一部賽爾維亞電影》（A Serbian Film, 2010）。血腥虐殺片的影響力延續至今日，血流成河的《劊樂小丑3》（Terrifier 3, 2022）成本僅兩百萬美元，卻創下45倍營收，足以證明不受規範限制、盡情施虐的殺人小丑仍有市場。《劊樂小丑3》與Robert Egger的《吸血鬼：諾斯費拉圖》（Nosferatu, 2024）的票房暢銷，點出了恐怖片類型的新生態系統，那就是高階恐怖片（elevated horror）與剝削恐怖片（exploitative horror）[13]的競合關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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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怖電影靠著《厄夜叢林》╱《七夜怪談》等片證明創新也能賺錢，新一波浪潮的屈折變化點來自《女巫》（Witch, 2015），之後由《逃出絕命鎮》（Get Out, 2017）與《宿怨》鞏固之。上一波恐怖片位能創新的主題，這一波完成了，因為它的時機扣合網路強化的疏離感，以及我們對創傷的進一步了解（文化的或斷代的），恐怖片的獨特位置正好能處理我們的這種情緒。同時，新一波的作者導演也將恐怖片脫出剝削電影與午夜電影圈[14]，進入藝術電影領域。Jordan Peele （《逃出絕命鎮》）、Jennifer Kent （《鬼敲門》）、Robert Egger （《吸血鬼：諾斯費拉圖》）不將恐怖視為獨立類型，而是創意工具箱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他們放棄傳統的90分鐘長度，偏向史詩電影長度（後者多與暢銷大作有關），給自己足夠篇幅去探索主題、發展人物性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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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ordan Peele的《不！》長達130分鐘，不只是恐怖片，更是西部、科幻、恐怖片。Jennifer Kent的《夜鶯的哭聲》（The Nightingale, 2018）不僅是講強暴的時代劇電影，也直指殖民主義。Ari Aster的《仲夏魘》147分鐘，是民俗恐怖片卻探索殤逝、創傷，以及搖搖欲墜的愛侶關係。Ryan Coogler的《罪人》137分鐘，是深南方歌德電影，卻混合時代劇、歌舞片、動作片與吸血鬼。（某些主流影評人沒能搭上Ryan Coogle將吸血鬼混合上述類型的列車，只證明他們對恐怖片的偏見積習難改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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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閱讀 罪人裡的音樂

新一波的恐怖片作者導演熟悉類型的歷史，以這個知識為基礎，加入非公式化的曲折，讓觀眾的預期心理整個翻轉。除了片長的加長，Jordan Peele、Ari Aster與Zach Cregger這些導演也是創新先鋒，讓高階恐怖片（elevated horror）在技術層面顯見不同，譬如令人不舒服或者不自然的色調；打破觀影者舒適感的構圖，更大膽的，它們啟用加長的聲音空白或者對話的模糊空間，激發觀影者的不安甚或恐懼，而非仰賴連續性的突發驚嚇（jump scare）轟擊刺激觀影者。Zach Cregger的《宿劫》（Barbarian, 2022）講民宿（AirBnB）經驗，故事有意外恐怖的發展。雖只有相較簡潔的102分鐘，但是非傳統的敘事結構卻完全是21世紀風，製片單位選角的敏銳度大大提昇了緊張度。Zach Cregger的下一部電影《凶器》長128分鐘，裁減故事謎題核心（17位失蹤學童）的細節，而以多重視角敘事，最後在高潮點完美咬合，同時擁抱了幽默與恐怖，卻未落入恐怖喜劇格局。

新一波的恐怖片作者導演被影評人嚴肅對待，有時會以「高階恐怖片」稱呼，以示與昔日血流成河的廉價電影不同。當日舞影展、坎城影展、多倫多影展將恐怖電影納入正式競賽片，這種轉變算是板上釘釘了。它來自影評人的推波助瀾，年輕影評人取代了老派衛道影評人，前者的成長年代背景讓他們珍視恐怖片做為合格藝術的價值。不過，恐怖片也有助模糊藝術電影與主流的界線。恐怖片的獨特經濟模式——低預算卻能創造天文票房——讓作者導演有了其他低預算導演只能肖想的自由，也解釋了一向對風險避之惟恐不及的串流平台業者、片廠願意下注冒進大膽的恐怖片題材，其他類型電影，他們絕對不敢如此冒險。製片與發行公司如Blumhouse既能產製奧斯卡提名劇情片《進擊的鼓手》（Whiplash, 2014）、《黑色黨徒》（BlackKkKlansman, 2018），也能在偽紀錄片領域以《靈動：鬼影實錄》（Paranormal Activity, 2007）揚名立萬，主導Jordan Peele的《逃出絕命鎮》贏得影評口碑與票房勝利。點燃媒體對「後種族主義」美國的討論，也讓非白人與女性得以將自己的觀點注入往昔白人男性主導的領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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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家製作發行公司A24已經成為高階恐怖片代名詞，影迷與影評人都正襟危坐注意它們的新片消息發佈，不管是Yorgos Lanthimos[15]、Jonna Hogg[16]、Sean Baker[17]，或者澳洲兄弟導演檔Danny Philippou與Michael Philippou，他們的超自然恐怖片《鬼手鬼手請開口》是幾年前影迷口耳相傳的暢銷作，最近推出的《滿血復活》以Sally Hawkins的表演為重心，恐佈到你下次再看《柏靈頓：熊愛趴趴走》（Paddington, 2014）[18]都會起雞皮疙瘩。

名單上的發行公司還有Neon，他們推出奉俊昊的《寄生上流》（Parasite, 2019）、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（Potrait of A Lady on Fire, 2019），又能拍出Sydney Sweeny主演的修女剝削電影（nunsploitation）《鬼聖胎》（Immaculate, 2024），這電影是一則強迫受孕生產的隱喻（如果有這種東西的話）。還有扭曲的強暴復仇奇幻片《浴血狂花》（Revenge, 2017），以及戴咪摩爾主演、以粗暴殘忍讓全球觀眾吱叫出聲的《懼裂》（Substance, 2024）。我們也別忘了他們還有Brandon Cronenberg的《寄身殺手》（Possessor, 2020）、《歡迎來到極樂弒界》（Infinity Pool , 2023），他的父親是70年代身體恐怖片先鋒大衛．柯能堡（David Cronenberg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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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短的六個月，Neon公司複製了相同的直拳組合，推出Osgood Perkins的電影《長腿》（Longlegs, 2024），Osgood Perkins的父親Anthony Perkins在希區考克電影《驚魂記》〔Psycho, 1960〕飾演主角Norman Bates。《長腿》講述FBI探員的夢魘探案，Nicolas Cage飾演詭異醜惡、異教崇拜的連續殺人犯。Neon公司借用《厄夜叢林》的宣傳行銷策略，放棄在電視播出昂貴廣告，改用神祕的網路影片、並以大幅告示牌刊登電影裡兇手用來預錄訊息的電話號碼。Osgood Perkins在這之後又推出《史蒂芬金之猴子》（The Monkey, 2025），裡面一個厄運角色說：「人都有一死，有人睡夢中安詳去世，有的人死狀恐怖，這就是人生。」

現今世界，現實生活遠比電影工業人想像的還恐怖與沮喪。根據好萊塢傳統，腐敗貪汙是由公正媒體揭發，而美國總統（最近的兩個飾演者是Viola David, John Cena）堅定地與正義站在一方對抗邪惡，但是這套公式已經行不通了。面對挑戰、焦慮、不斷往下沉淪的現刻，恐怖片可能是唯一能夠睜大眼面對的電影類型。如果我們真的活在《終結時分》（End Times, 2023），恐怖片提供我們庇護，讓我們的恐懼得以集體宣洩，得以在「銀幕與片長」的安全框限下，自由逃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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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以下註解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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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作者導演：具有獨特風格與強烈個人創作觀的導演。在恐怖片的領域裡，堪稱作者導演的包括希區考克（懸疑恐怖心理），David Cronenberg （科幻恐怖身體恐怖）、Dario Argento （義大利Gallio風大師）、George A. Remero（活死人電影大師）、Jordan Peele（恐怖喜劇）、Sam Raimi（Dead Alive系列，血漿四溢電影「splatter film」導演）、Julia Ducournau（坎城影展得獎導演、身體恐怖）等。

[2] 共享現實（shared reality）在社會學上指個體透過人際溝通，對共同經驗產生相互感知的過程，是建立和維持社會關係的基礎。又稱「共識現實」。

[3] George A. Romero 是活死人（living dead, zombie）類型電影大師，他一共拍攝了活死人系列電影五部曲，均深含社會意涵。第一部《活死人之夜》（The Night of Living Dead, 1968）是整個60年代最賺錢的獨立電影，翻譯成25國語言發行。

[4] Tobe Hooper，《德州電鋸殺人狂》（Texas Chainsaw Massacre, 1974）與《鬼哭神號》（Poltergeist, 1982）導演，前者曾被英國《衛報》評為最偉大、最具影響力的恐怖片。

[5] John Carpenter, 美國恐怖片大導，幾部極具影響力的恐怖片《月光光心慌慌》（Halloween,1978）、《突變第三型》（The Thing,1982）都出自他的手。 

[6] Wes Craven，恐怖片大導，《半夜鬼上床》（Nightmare of Elm Street, 1984）、《驚聲尖叫》（Scream, 1996）及其後續三部曲導演。他在1972年推出的恐怖剝削電影《殺人不分左右》（The Last House on the Left）是很有影響力的虐殺電影。

[7] 《吸血鬼：真愛不死》（Bram Stoker’s Dracula, 1992）導演為《教父》大導柯波拉（Francis Coppola）

[8] 《瑪麗雪萊之科學怪人》（Mary Shelley’s Frankenstein, 1994）導演肯尼思．布拉納（Kenneth Branagh）是奧斯卡、英國影藝學院得獎大導，以莎翁電影聞名，另有票房大作《雷神》、《飆風戰警》、《哈利波特—密室》等。

[9] 《狼人生死戀》（Wolf, 1994）導演米克·尼高斯（Mike Nichols）曾導過奧斯卡得獎大片《畢業生》（The Graduate, 1967）。

[10] Found footage，正式翻譯應為「尋得的佚失影片」，屬於偽紀錄片的一種，但現今多翻譯為偽紀錄片。

[11] Jordan Peele，《逃出絕命鎮》（Get Out, 2017）、《不！》（Nope!, 2022）的導演。

[12] Ari Aster，《宿怨》（Hereditary, 2018）、《仲夏魘》（Mdsommar, 2019）的導演。

[13] 剝削電影：興起於1920年代，1960-70年代隨電檢放寬開始盛行。剝削電影是一種以盈利為目的的電影類型，透過強調敏感、聳動的題材來吸引觀眾，例如性愛、暴力、毒品、種族議題等，通常以低成本製作並仰賴誇大宣傳。這類電影常常忽略電影本身的品質，但有時反而能吸引特定的粉絲群，並可能產生一定的文化影響力。 

[14] 午夜電影（midnight movie）：在某些文化背景下，午夜電影特指一種觀影體驗，例如某種特定類型的電影（如邪典「cult film」電影、非主流電影），通常是在深夜影院或特別活動中放映。這種場次可能會吸引特定的小眾影迷群體。 。

[15] Yorgos Lanthimos是希臘大導，與A24長期合作，獲獎無數，包括《單身動物園》（The Lobste, 2015）、《真寵》（The Favourite, 2918）、《可憐的東西》（Poor things, 2023），他與A24合作過最有名的恐怖片是心理懸疑恐怖劇《聖鹿之死》（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, 2017）。

[16] Joanne Hogg是英國女導演與劇作家，她和A24合作過《莊園魅影》（Eternal Daughter, 2022），由影后Tilda Swinton一人飾演兩角。

[17] Sean Baker，坎城影展金棕櫚與奧斯卡雙料最佳影片「《艾諾拉》（Anora,2024）的導演，他和A24合作了《歡迎光臨奇幻城堡》（The Florida Project, 2017）與《火箭男孩》（Red Rocket, 2021）。

[18] Sally Hawkins 演的動物冒險片。